1900年，慈禧一路逃到山西，盘缠见了底，不得不找乔家借银子。本来只开口要10万两，乔家家主乔致庸扑通一声跪下：“30万两都成，只求老佛爷赏草民一样东西！”慈禧听完哈哈大笑：“这有何难？”
1900年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。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凌晨，紫禁城里乱成一锅粥。太监宫女哭喊着四散奔逃，御林军早就跑没了影。
慈禧从寝宫出来的时候，连凤冠都没来得及戴。身边的李莲英手忙脚乱找了一套民妇的粗布衣裳，催着她换上：“主子，来不及了，洋人已经到东华门了！”
慈禧咬了咬牙：“走。”
一行人从神武门出了宫，连个像样的马车都凑不齐。
堂堂大清国的太后，坐的是临时征来的骡车，车厢里连块垫子都没铺。光绪帝跟在后头，脸色煞白，一句话不说。
出京头一天，队伍里没带干粮。
走到昌平一带，慈禧饿得实在撑不住了。李莲英跑了半个村子，最后捧回来三根煮玉米棒子。
慈禧接过来，看了一眼，没吱声，低头就啃。
这个画面，搁在三天前，是谁都不敢想的。三天前她还坐在金銮殿上批折子，御膳房一顿饭摆一百零八道菜。
三天后，她蹲在骡车里啃玉米。
一路往西走，队伍越走越散。太监跑了一半，宫女也跑了不少。随行的王公大臣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悄悄拐了弯，再也不见人影。
到了山西地界，总算有地方官出来接驾了。但慈禧身上的银子已经见底了，朝廷的脸面也快兜不住了。
沿途吃住都得花钱，随行几百号人要养活，地方官拿出来的那点银子根本不够填窟窿。
有人给慈禧出了个主意：“山西祁县有个乔家，开票号的，买卖遍布大半个中国。论家底，整个山西数得着。”
慈禧问：“靠得住吗？”
旁边的人答：“乔家做了几十年生意，最讲一个信字。他家的大德通、大德恒两家票号，在各省都有分号，银子调得动。”
慈禧点了头：“传他来见。”
来的人叫乔致庸。
这一年，乔致庸已经八十二岁了。在山西商界，他是活着的招牌。乔家的票号、茶庄、绸缎庄，生意铺到全国十几个省。
人送外号“亮财主”——不是显摆，是真有那个底气。
但乔致庸这个人，精明了一辈子。他做生意有个原则：每一两银子花出去，都得听见响。
他颤颤巍巍跪到慈禧面前，磕了个头。
慈禧开口：“乔当家，朝廷如今有难处，想跟你乔家借10万两银子周转。事成之后，朝廷不会亏待你。”
乔致庸跪在地上，没有马上接话。他抬起头，看了慈禧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去。
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话：“回老佛爷的话，10万两不必提了。30万两，老臣一个子儿不少地备齐。”
慈禧眼睛一亮。
但乔致庸紧跟着又加了一句：“只求老佛爷赏草民一样东西。这30万两，就算老臣孝敬您的，不用还。”
慈禧的笑意顿了一下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乔致庸又磕了个头，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：“老臣斗胆，求老佛爷赏一幅墨宝。老臣想挂在家宅正堂，当传家之物，让乔家子孙世世代代记着皇恩浩荡。”
慈禧愣了一瞬，随即大笑起来：“这有何难，取墨宝来！”
等墨宝取来后，慈禧挥手写下“福种琅嬛”四个大字。
乔致庸磕头谢恩，30万两银票当天就送到了慈禧面前。
在场的人里，大概多数都觉得乔致庸亏大了。30万两是什么概念？够普通人家吃喝几十辈子。而一幅字，说到底不过是纸上的墨。
但乔致庸不这么看。
他做了一辈子生意，最懂一个道理：银子花了能再赚，但有些东西，错过了这一回，就再没有第二回。
1901年，慈禧回銮北京。
回宫之后，她命人将“福种琅嬛”四字制成一块匾额，交由山西地方官员专程送往祁县乔家。
匾额送到那天，乔家大院中门大开，阖府上下跪迎。
匾额挂上正堂的那一刻，乔致庸站在堂下看了许久，对身旁的儿孙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记住，这块匾比银子值钱。”
他没说错。
太后亲题的匾额往正堂一挂，乔家的招牌一夜之间就不一样了。
往后不管跟官府打交道还是跟同行做买卖，谁见了这块匾，都得掂量掂量——乔家，那是太后亲口夸过的人家。
更实在的好处紧跟着就来了。
慈禧回銮后，乔家的大德通、大德恒两家票号，获准代理朝廷的官银汇兑业务。
全国各省的官银过一道乔家的手，光手续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30万两的“孝敬”，翻着倍地赚了回来。
1907年，乔致庸去世，活了八十九岁。
他留给后人的，除了票号、宅院和那块挂在正堂的御赐匾额之外，还有一个道理：银子是死的，人心是活的。能用死银子换活人心的买卖，闭着眼睛都该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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